1939年3月22日晚9点半,奉新县城内的老百姓在睡梦中被屋外杂乱的脚步声所惊醒,他们纷纷翻身起床,出外一看,原来是守城的国民党60军所部184师正在向北门撤退。一些人拉住自己相熟的士兵询问因由,得到的结果让他们惊慌失措:日军的一支装甲车队在城南的潦河大桥桥头出现,数量不明,但规模庞大。
此前一天,这支守军的指挥部已经接到战报,200里外的永修防线遭到日军至少两个师团的猛攻,敌军借助炮火和飞机的掩护,轻易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并继续向南快速推进。时任国军前敌总指挥的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已料到一线防御的脆弱,于是在永修至南昌的南浔路一线布设了重兵,准备在南昌北面进行纵深防御。可惜,日军主力101、106师团没有沿这条线路继续南下,而是绕道安义,尔后兵分两路,南路106师团由奉新经大城到生米,北路101师团则经安义万埠横跨梅岭,再经望城至生米会合,如此迂回至南昌侧面后再行攻城。这两股日军的先头——由三百多辆装甲车组成的战车群,沿南路日军的进军路线,途经宋埠,率先抵达了奉新县城的南面。 这一招大大出乎国军所料,当奉新城内的守军发现敌情时,已是大惊失色,不仅未借夜色的掩护还击一枪,甚至连部署在城郊的数十门火炮都来不及炸毁即匆匆撤离。这一举动在城内引起了巨大恐慌,3个月前的南京大屠杀已经报纸报道而在城内广为人知,老百姓们生恐成为下一批被屠杀的对象,于是都慌忙收拾一些细软,或尾随部队,或投奔远亲,或逃往城外荒山,一片混乱,只有少数老人和穷困者留了下来。
在城外,日军惮于夜幕的笼罩,未敢轻易入城,同时,战车群的燃料即将告罄,他们需要暂时休整,等待后方的补给。
23日天明,一队日本军车穿过潦河大桥,浩浩荡荡地驶向了奉新城。入城前,他们在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潦河北岸发现了数十门火炮,这顿时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但是当他们入城后,这种警惕就逐渐消失了。城内一片萧条,大街上遗弃着人们奔逃时丢弃的物品,城内的房屋店铺关门闭户,主人已不知所踪,仅留下了一些老人和乞丐。日军士兵轻松地走出装甲车,象征性地检查了一下县政府公署和城楼后便离开了,临走前,他们将公署大楼前的那面青天白日旗降下,升上了一面日本“药膏旗”,这一切似乎都显得非常平静。
23日上午,战车群接到日军航空兵空投的补给后便又沿赤田大城一线向生米开拔。当日,日军的后续步兵集团占领了安义,之后按计划兵分两路,南路的106师团约1.5万人经干洲进入了奉新,尔后未做停留又继续向大城方向进发。
国军方面,于22日晚从奉新城撤出的184师在撤退过程中将“大股日军在奉新城外出现”的消息及时传达给了南昌的前敌指挥部,结合安义方向国军部队传回的信息,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及国军更高层开始判明日军的迂回战术,于是一方面命令184师在会埠附近驻扎并伺机而动,另一方面紧急调回南昌北面的部队防守南昌城,并从浙江抽调一个师的兵力乘浙赣铁路入驻南昌,这个师的部队在生米附近刚好遭遇了从大城而来的106师团主力,双方激烈交火,至傍晚国军抵敌不住,只好乘夜色退入南昌城。26日,日军的战车群沿赣江北上率先抵达了南昌北面的赣江大桥,切断了南昌城北中国军队的回援通道。27日,大股日军从城南攻入,与我军开始进行激烈巷战,我军在兵力和装备双双处于下风的情况下顽强抵抗,损失惨重,无奈之下只好向进贤方向撤退,南昌失守。
1939年3月28日,即日军在永修发起总攻后的第九日,日军的101、106师团已经完全占领南昌,其所属的日军11军指挥部突然来电,命令101师团巩固南昌城防,106师团主力折回奉新准备进攻高安,于是当日,这支日军主力又沿原路折回,重新占领了奉新城。从这天起,奉新城内的老百姓开始频繁地看到大批日本兵在城内进出,并在城内及其周围奸淫掳掠,无恶不做。
此时,坐镇日军11军指挥部的,不是别人,正是日后代表日本政府在中国战场签署投降协议的侵华日军头子冈村宁次。他看上了奉新城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意图将这座古城经营成日军西略赣西,进图长沙的桥头堡。
这其实不难理解,翻开地图,可以看到,奉新城地处潦河谷地的上游,四面环山,只有东北面作为潦河的出口地势较为平坦——此时这片地区已成为日军后方。在西面会埠大城一线,有一条交通要道可以连接修水、上高,但地形狭窄,不利于部队展开或做迂回,对于装备和素质都要落后的中国军队而言,从西向东发动进攻几乎毫无胜算——这一点,在日后的甘坊澡溪一战中也得到了证明。在南面赤田大城一线,有另一条要道可向南北分别连接南昌和高安,其中,到高安仅40公里,到南昌仅60公里,沿此线进攻高安,可以随时切断赣西通往南昌的主要通道,相反,若中国军队沿此线进攻奉新城,却可能遭到南昌来援日军的夹击而面临被围歼的危险。进可攻,退可守,奉新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日赣北战场的一处战略要地。
果不其然,28号后的几日里,奉新日军几乎倾巢而出,配合已先行攻城的106师团一部围攻高安。此时驻守高安的乃是国军精锐74军所部。在半年前的武汉会战中,74军所部在德安万家岭曾重创被重重包围的106师团,该师团所部几近被全歼,造就了当年名噪全国的“德安大捷”,时任74军51师少将旅长的张灵甫一战成名,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抗日名将。不过此一时,敌我双方攻守形势已大不同前,日军在强大炮火和飞机的支援下,攻势日盛一日,74军所部浴血奋战,至4月1日,形势已岌岌可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存实力,下令74军后撤至上高周围,同时调集周边国军向上高方向靠近,准备诱敌深入,在上高地区打一次围歼战。
可惜,这一步棋未能成功。日军在攻下高安后,已发觉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于是停止了前进,其106师团留下一部固守高安,其余部队则又折回了奉新,并开始修筑工事,展开防御。如此一来,赣西往南昌的通道便被彻底切断,奉新与高安两城成为日军拱卫南昌的两个犄角,中日赣北战场的对峙局面开始形成。
南昌的失守激怒了远在重庆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愤怒之下,他电令第三、第九战区联合行动,务必夺回南昌,并亲自组织制定了南昌攻略计划,要求赣北国军发动“四月攻势”,趁敌立足未稳,搞一次奇袭战。
1939年4月21日晚,奉新城外的日军阵地一片宁静,两名日本兵正在工事内小声讨论又在何处发现了村庄,明日天亮又要如何去劫掠取乐,突然,数枚炮弹划破虫鸣在工事内炸响,几名日本兵瞬间丧命,尔后,在他们西面的潦河对岸便开始枪炮声大作,数股中国步兵开始从各处强渡潦河,反攻南昌的“四月攻势”在奉新战场由此打响。而在几小时前,高安战场的反攻已经开始,74军主力由上高向东,对高安城内的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与此同时,在南昌城郊的西南、正南和东南方向以及武宁一线,亦各有数个师的中国军队在悄悄靠近,一场大战开始上演。
奉新城外的日军所面对的,是此前在会埠驻守的184师和刚从湖南开来的第一集团军第58军新10师,此外,另一支新到的部队——58军所部的新11师则经宋埠绕道干洲,准备阻击靖安、安义方向的日军增援。以上三支部队都以滇军为主,装备较为落后,火炮力量有限,当正面进攻的两个主攻师进行完一轮炮火齐射后,他们发现,对面的日军开始以数倍的炮火进行还击,在敌方强大的火力下,他们根本无法过河,同时,城外的地形也为日军阵地提供了天然屏障,潦河在流经奉新城时形成了一个弧形,完美地包裹住了日军阵地的左翼,而其右翼,则是密集的山地和丛林,难以进行迂回包抄,整个进攻部队被局限在一道四至五公里长的战线上,既无法进行有效的炮火对射,也无法发动战术偷袭。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下,强渡潦河的中国军人一个个倒入汹涌的河水之中,一次战术奇袭被迫转变为一场惨烈的对峙。 激战持续了四天四夜,到4月26日,各处分别传来捷报:高安方面,74军主力业已攻克高安,并进而配合十九集团军一部收复了大城,日军残部退往西山万寿宫一带;南昌方面,西南面已收复生米,南面国军已挺进至南昌城郊,东南面国军则已渡过抚河;修水方面,日军也在国军的进攻下退守虬津。
从这一天来看,似乎只有奉新城一处的中国军队遭遇了阻力,但是到第二天,形势就开始急转直下。
从4月27日起,首先是在南昌守备的敌101师团主力开始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有计划地向各路国军发起疯狂反扑,致使各路国军进攻受阻 伤亡惨重。而后,到4月末,在奉新县城据守的106师团所部突然出城击退了184师和新10师的进攻,然后向北,在干洲击溃了新11师,又横跨梅岭,在南昌西面与国军的进攻部队进行了激烈交火,几轮战斗过后,该股日军又进入南昌城,再向南,与从西山万寿宫出发而迂回至莲塘的106师团另一部相配合,夹击了正在城南发动进攻的国军第29军,双方激战一日,29军损失惨重,军长陈宝安战死——这是南昌会战中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军官,给国军高层造成了巨大震动。
至5月9日,几路国军部队先后都因损失过大而退出战场,形势已经无可挽回。眼看收复南昌城的目标已经无法达成,更为了避免前线部队遭受更大损失,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停止进攻,“四月攻势”至此结束。
南昌会战,日军主要以两个师团的兵力正面对抗我至少四个军的守军,敌采取侧面迂回包抄的手段,在10天内即轻易攻克了南昌城,此过程中,我奉新县扮演的只是一个配角,但是却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导致我中国军队在南昌反攻中失败的重要一环。在日后的抗战岁月里,奉新,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继续成为着我江西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个焦点。 奉新县档案局 涂翔